□ 刘正稳

“刘正稳，你母亲是后娘吗？”两位女同学抱着拆洗好的被褥递给我时，突然问道。我一怔，急切地辩解道：“什么后娘，瞎胡说什么，是我亲娘！”她们却指着被褥说：“那为什么被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？都还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还有的是一条一条的，破碎得不成样子。”

我瞬间明白，这被褥里藏着母亲的无奈与用心。

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考上了师范，父母既高兴又犯难。780元的学费，还有首次入学要交的2000元建校基金，对于当时家境拮据的我们来说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可考上师范意味着能吃“国粮”，成为国家的人，这在村里也是少之又少的，父母打心眼里为我高兴。

为了让我体面地去上学，父母开始想尽办法准备开学用品。铺盖是他们最先考虑的。母亲念叨着：“要给我儿面子，不能让人看不起，再难，被面也得是新的。”于是，被褥面子是母亲早早地去集市上精挑细选的新料子，淡红是主色调，上面印着牡丹花，看起来喜庆又漂亮。可套在被褥里的棉絮实在买不起新的。母亲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，把妹妹穿不下的棉服里的棉絮抽出来，把父亲穿得不能再穿的棉袜子里的棉絮揪出来……东拼西凑，总算凑够了。

母亲瞅准了一个有太阳的日子，那天气热得就像下了火。她把棉絮摊在苇席上，让棉絮在烈日下暴晒。棉絮在阳光的炙烤下，变得干燥又蓬松了许多。接着母亲开始对棉絮进行分类：条形的、圆形的、不规则的，厚的、薄的、不均匀的……然后再细分：长条形、短条形，半圆、椭圆……她光着脚丫子蹲在棉絮上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一会儿撕撕拽拽，一会儿捋捋拂拂，一会儿叠叠摁摁……母亲的衣服被汗水浸湿，紧紧地贴在后背上，汗珠沿着鼻尖顺着脸颊流下来。母亲怕滴到棉絮里，急忙用毛巾擦去。

经过充分地暴晒和仔细地整理，母亲又挑了个好日子，专门请了村里的针线活巧手三婶帮忙缝制被褥。一片片、一条条、一块块原本像垃圾似的棉絮，在母亲和三婶的巧手下，变得平整、均匀、美观，像新的一样。入校后，我发现我的被褥比同学们的都好看，只是拆洗的时候被同学发现了“端倪”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八十七岁了，和我生活在一起。每当说起这件事，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这时，母亲还不忘教育我几句：“以前的日子多苦啊，现在多好。你一定要好好教学，好好工作！”